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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自爆追债规则文催不成找人武催-【新闻】

发布时间:2021-04-22 21:17:38 阅读: 来源:闸阀厂家

“已派人到此,请速还清×银行信用卡欠款,否则后果自负。”最近异地一市民的遭遇令欠款人倍感不安,在上海,也有欠银行债不还的市民遭到了“民间讨债团”的雇主上门讨债,他们装扮成快递员、清洁工、物业等,在对方“放松警惕”开门后对其进行索债。年关将至,虽说民间有不欠债过年的习俗,但这群游离在法律边缘的民间讨债队员的幕后“老板”正是承载着国家金融稳定使命的商业银行。

惊诧

追债公司最高提成50%

一家公司落脚点在杭州、业务却遍布江浙沪的催讨公司老板向记者介绍:“以前的业务多集中在个人之间的催讨,现在的确有银行跟我联系,催讨来的钱公司也有提成。但具体金额不方便透露,我们也尽量不做有碍银行声誉的事情。”

“如果已经是‘死债’了,也就是银行方面不抱希望可以追回的债务,公司最高可以拿到50%的提成。”江苏省一家小型讨债公司老板透露。不过,令人担心的却是,在高额的利润回报下,催债公司是否可能为了经济利益出现暴力催债的情形。

记者调查后发现,一般给代理讨债的律师的费用是标的额的1%左右,但银行给“讨债公司”的返点是20%至50%,重奖之下必有勇夫,索债过程中的道德风险非常难掌控。

银行交给讨债公司的,往往是律师难以诉讼成功的那种没有财产线索的案子。但众所周知的是,银行在与消费者产生债权债务关系的时候会查询个人的信用记录,而这份记录包括了个人的姓名身份号码住址电话工作单位等等很多信息。即使讨债公司不是用这些信息做严重的违法事件,只是将其卖给其他中介机构,就会严重影响消费者的个人生活了。

银行另一个颇受公众质疑之处是——那种无担保、无抵押、低资信的客户,银行为什么还要放贷?如果不是信用卡中心为了快速攫取市场、或为了“冲业绩”不择手段、内控不严、什么样的人都敢发卡,又怎会出现欠债不还的情形?

回应

银行称外包有保密协定

从目前的公开资料看,确有多家银行承认了确与第三方催债公司有合作。某大型国有银行回复本报称:“我分行对逾期时间较长且经多次催收无果的客户实行委外催收。我分行委托的第三方公司、律师所都是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取得合法营业执照的,且经过多年运营,有良好口碑的机构。”

一位业内知情人士透露,银行请追债公司进行“武催”,是“性价比”最高的手段。如果客户欠款金额达不到法院规定的起诉金额,银行也无法通过直接有效的法律手段进行追债。

另一家银行的内部人士透露:“我们与委外机构签订的协议中,有严格的保密条款,对委外机构的客户信息、数据安全管理有严格的规定,另外还明确规定:委外机构应对债务人本人及其担保人进行催收,不得对与债务无关的第三人进行催收或骚扰,不得采用暴力、胁迫、恐吓或辱骂等不当催收行为。 ”

根据银监会2010年颁布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外包风险管理指引》,“银行业金融机构在进行外包活动时应当对服务提供商进行尽职调查”,尽职调查应包括 “经营声誉和企业文化”。另据《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规定,银行不得对与债务无关的第三人进行催收,不得采用暴力、胁迫、恐吓或辱骂等不当催收行为。对催收过程应当进行录音,录音资料至少保存2年备查。目前该规定并未得到有效遵守,而部分追债公司对欠款人进行的恐吓等极端行为,甚至已违反有关治安管理条例,对金融机构确实存在重大的声誉隐患和经营风险。

担心

市民个人资料遭泄露

“我们行里应该说是有第三方合作的催债公司,因为催收的业务相对比较简单,同时工作量又比较大,我们聘请了一些公司。”正是这则媒体报道引述的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银行卡部总经理魏铨的话语,令银行雇佣讨债公司成为点燃公众愤怒的导火线。

虽然是自己欠债不还在先,但银行是否就有资格将理应严格保密的客户数据,包括电话、地址等泄露给第三方公司呢?家住延安西路某高档小区的市民曹先生就对银行“雇佣”的讨债队表示很愤怒:“当时我在外做生意,就保姆一人在家里,他们冒充快递直接就闯进来了。据说有的还是牢里放出来的,这样我的人身安全谁来保证?他们不仅有我多处房子的地址,两个手机号码也都知道。”

不仅是“老赖们”反对,没有债务纠纷的市民也认为银行将客户数据泄露给讨债公司“不厚道”:“这年头去办张电话卡资料都被泄露,更不要说那些小公司会怎么处理客户信息了。”

不过,记者综合多位法律界人士的观点认为,第三方催债并无“原罪”,关键是要确保催收机构、手段和方式合法,如何细化银行业相关法规来杜绝上述隐患更有价值。而银行雇讨债公司催讨之所以令人愤怒,一方面在于,银行把客户的姓名、住址、电话等信息交给这些公司,显然是泄露客户隐私。而根据法律规定和双方约定,客户的隐私受到严格的保护,泄露客户隐私是一种违法行为,达到一定的数量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另一方面在于,雇讨债公司将会带来利益伤害,甚至有不当催讨的风险和隐患。

副业

借贷公司“兼职”讨债

由于近年来银行支持小企业融资的力度加大,相应的“索债”需求也大了。一家原本是为小业主牵线搭桥寻找融资上家下家的借贷中介平台也兼职做起了讨债生意。老板徐幻(化名)透露,民间讨债团由于“在法律框架内的合理讨债”比较有效,一些以小企业业务出名的银行也主动来接洽,希望民间讨债团为其讨债。虽然不少借贷咨询服务公司其实都有自己的“讨债队”,但一般都单独注册公司,以跟其主营业务区别开来。

记者在其经营的“讨债公司”看到,有数套著名快递公司的快递服,带logo的专业封箱带,水电煤修理工的专用服装……乍一看像是民用品商店的仓库,这正是讨债队的“道具”,用于迷惑避而不见的“老赖”。

徐幻说,由于借贷利率过高,今年4月才从“地下”转向“阳光”的民间借贷受鱼池之殃。无奈,一些从事借贷融资的老板派生了“三产”——另外注册一家讨债公司。

也有匿名客户举报所谓“民间讨债队”距黑社会组织仅一步之遥。根据一些受骚扰客户的“控诉”,“讨债队”一般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人员组成复杂,大多数为外来务工的青壮年男子,除了社会闲杂人员,也有不少是“两劳”释放人员。二是管理手段既松散又紧密,大多数成员平时都是各忙各的,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但公司有固定的组织结构,一旦有“活儿”可以很快把人都召集起来。三是讨债手段涉嫌非法,他们与债权人签订委托协议后,往往采取威吓、骚扰、长期盯梢、甚至限制人身自由等各种非法手段逼迫当事人还债。 四是非法获利丰厚,一般“讨债公司”与债权人约定的“劳务费”高达总讨回债务钱数的20%—50%,公司成员没有底薪,全靠讨债的提成获取利益。

呼吁

催债细节须纳入监管

“老赖”们的隐私安全其实也有规范可依。比如实施催收外包行为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建立相应的业务管理制度,明确催收外包机构选用标准、业务培训、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等。

“法律在保障客户信息安全方面,有严格的控制措施。因此,能与银行合作的第三方机构,大部分是有资质的律师事务所或咨询公司,‘催债公司’只是媒体的通俗说法,由于催债公司本身的灰色性质,很容易造成舆论误读。 ”一家大型信用卡中心的负责人表示。

此外,业内银行的多条“做法”也值得采纳。如对所有公司进行招投标确定合作公司,并签订严格的责任保证书;对所有的催款电话进行录音,并保留三个月甚至两年,还要进行不定期的检查;上门催款必须双人上门,且双人中一定要有银行员工。

而 “对因催收外包管理不力,造成催收外包机构损害欠款人或其他相关人合法权益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承担相应的外包风险管理责任。”这条银监会的规范通知指引也是遭到隐私侵犯的“老赖”们可以拿起法律武器的依据。

然而,另外一项监管空白却是“老赖”们最为在意的,一套房子在闵行的小业主说:“银行委托讨债队必然要向第三方提供客户个人信息。能提供哪些信息,不能提供哪些信息?如果造成侵扰怎么办?这方面到现在还没有明确规定。”

故事一

上海“老赖”更具维权意识

记者注意到,在温州、南京等地比较行得通的讨债队在上海频频遭遇“滑铁卢”。

今年6月,公司总部在温州的借贷中介工作人员老张根据出借方客户提供的合同,发现借出的80万元资金已经过了还本利的时点一周了,作为提供信息配对服务的张经理一边安抚客户,一边迅速查找着借钱方的信息。5分钟以后,张经理心里有底了:“不怕,他上海市中心有套房子抵押在我们这里的。”

手机、座机均联络不上这个借钱不还的客户。一小时后,六人“讨债团”出发了——先由穿快递服的人摁门铃,保姆隔着门打量了下开了门,六人鱼贯而入,保姆这才发现除了快递,其他几位均衣着邋遢,衣服上甚至有油漆印。 “你的老板欠钱不还。”讨债团单刀直入,“随便你报警还是找老板。”张经理告诉记者,讨债团的确遇到过报警的:“讨债人虽然身高马大,但从来不动手,所以即便警察来了,看到债务关系明确,一般也不多管,反而会要求对方还债。 ”最终保姆拨通了老板的另一个手机。虽然对方答应还钱,讨债团也不含糊,声称“要钱进账才撤,不然睡在房里。”一个小时后,本利全部打回了账上。

据张经理回忆,这位上海籍老赖在还债后立马报警,“我们庆幸没有对违约客户做出什么暴力动作。”张先生说,其实不少游离在灰色地带的讨债队也很注重自我保护。

“大多数欠债不还的人都比较心虚,你只要到他家门口一站他就扛不住了。”张经理说,“但这在上海比较行不通,他们一看到你是催债的,第一反应就是报警。”

张经理还告诉记者,他所在公司也跟银行有合作,不过一般索债金额较小,讨债队并不热情,有的时候就是打几个电话“意思”一下。

故事二

“讨债队长”认为银行有责任

经徐幻介绍,记者找到另一家业内颇有名气的讨债队。讨债队队长王良(化名)说,对于银行信用卡欠钱业务,由于所涉及的金额一般不大,基本上两三天就能“搞定”那些有钱不还的客户。

“只要给我们提供信用卡用户的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平时出入场所及兴趣爱好等等,我们肯定会找到持卡用户本人或者他的家人。”王良说,尤其欠债人不是恶意的,往往在看到讨债队后要么自己还债,要么会想办法让家人朋友帮忙还债。

据王良介绍,常见的有效办法就是“他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或者“到他做生意的地方去”。“最近一次,我们了解到欠债人在闵行区经营一家餐馆,我们五六个人进去,每个人占一桌,分别各点一桌菜。”店小二马上觉得不对了,把老板(欠债人)叫了出来。老板一看这阵仗马上就明白了,先把我们五六个人叫到一桌上让我们先吃饭,他去准备筹钱。 “一顿饭工夫,我们接到公司电话,说钱已经还上了。”王良称,讨债队也是很有“原则”的:“公司采取的行动绝对不会触犯法律。”

王良也表示,有这么多人恶意欠债,银行绝对有责任。在公司接到的催讨信用卡坏账业务中,银行工作人员找不到欠债用户的起码有一半:“有的把租的房子退了,有的早就离开上海了,这加大了我们的工作难度。”王良说,他看到的客户资料里有明显不对头的,比如某居住地址上写着七楼,但到了现场后看到明明是栋四层公房,这明显是银行在批信用卡的时候没有核实。

据王良介绍,现在讨债公司多了,行业也有了竞争,银行还能体验讨债服务:“我们公司很正规的,会和银行签合同,如果银行不放心,可以先交两三份信用卡坏账客户的资料,体验一下我们的讨债服务。”

银行自曝

最近一家银行卡中心内部人士曝出催讨“潜规则”——头几个月内,银行信用卡中心会定期给客户打电话催收欠款,第一次打电话俗称“一催”,如果客户不还,将在一段时间内再次给客户打电话,俗称“二催”,按此操作,还有“三催”。

如果多次催收,客户仍不还款,银行就会将催款业务打包给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采取发律师函等方式向客户催收欠款,这个过程业内俗称为“文催”。

如果“文催”也没有效果,银行就会将催收业务打包给社会上的专业追债公司,通常,这些追债公司往往挂着“财务公司”、“咨询公司”等名头,追债的职能一般不会被写入经营范围内。

“武催”通常有以下几种形式,首先是向客户打追款电话,但不排除有追债公司工作人员素质低下,在电话中对客户进行要挟恐吓的情形。其次,是上门追债,会出现追债公司工作人员坐在欠款人家里不走,甚至在欠款人家里或工作单位吵吵闹闹。再者,不排除部分素质不高的工作人员会采取其他手段对欠款人进行威胁。

对话讨债人

来自安徽皖北的小包,初中毕业就离开老家“混江湖”,8年的漂泊生涯中,有两年就在讨债公司干过。

小包说,“讨债公司分好几种,有的纯粹是威胁和打砸,效率高,要的提成也高,一般是35%。有的是正规公司,会打电话,登门要求还债,如果对方拒绝,那么公司就会通过各种手段查明对方资产并用法律手段追债。但和银行合作的公司和这两种还都不一样,银行很多时候都是面对信用卡透支的小额欠款,都是找独立法人的外包公司负责这项业务,也就是催收公司。”

据了解,这些追债公司一般都冠以某某科技公司、某某信贷公司的名号,在追讨中确实不会使用黑色的暴力手段,但常常会用上“灰色手段”。

对于追债的方式,小包透露,催收公司一般态度不会太恶劣,不会有威胁,不许进客户家的门,以及有其他违法行为;基本是通过语言告知的方式告诉对方,继续欠钱不还的后果,如可能被列入黑名单、被起诉等等;欠债人一旦遭到严重投诉,最严重的结果可能会取消其资格,并且动用催收公司追讨的客户多是恶意透支的,不过也不排除有时公司讨债时语言上会比较激烈。

记者手记

“高校”催收加剧不安全感

一直以来,让我觉得作为上海人很自豪的一点,就是听大家讲起“这种事情在上海是不会发生的。”然而,在做完这组关于银行联合第三方机构催讨的专题报道后,最明显的感受就是,“民间讨债队”虽然高效,却明显加剧了这个城市居民的不安全感。尤其是当银行——曾经是市民最为信任的机构之一竟然是这种不安全感的始作俑者之后,愤怒和失望便油然而生。

银行角度的想法不难理解:借力第三方机构“催债”不仅有规章可依,也能使资金回笼得更加迅速。这就是为什么在银行与客户的约定中,真正的第三方途径是司法程序——“面对客户欠款,根据《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和银行与客户间的合同,银行可以通过打电话、上门请求、罚息和法律诉讼等方式追回。”但大多数银行却不愿如此做。

银行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催债被诟为“不入法门入歪门”。殊不知,第三方催讨也颇有难处。因为一直以来,市场规模小、低端订单多、风险控制难就是中国金融外包服务的“三大难题”。但在不菲的提成诱惑下,不少催讨机构就动用了耍无赖、威胁等灰色手段。

更可笑的是,银行一般会要求追债公司在使用过激方式追债时,不得留下可能损毁银行声誉的证据。殊不知,当第三方机构拿着客户的个人信息找到欠债人时,银行在客户心里的形象就已崩塌,这也就无怪一些上海市民虽然是“老赖”但仍坚决地报警。

在公民法制意识和个人权益意识越来越强烈的今天,银行不能因为主张自己的合法权利,就去侵害债务人的隐私权等权利。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制经济,处理任何事情都不能逾越法律这条最起码的底线。

一个城市能够带给人的安全感是衡量这个城市发展的基础指标,如果在一个城市走路地可能会塌,夜路要担心钱财被抢,到银行办理业务时私人数据会被泄,自动取款机吞钱被冷漠处理而多吐钱即刻处理……这些都是加剧市民不安全感、也是不可容忍的缺陷。

(晚报记者 崔烨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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